LCK教練也點外賣韓媒：電競主教練缺乏實權管理層強行干預終將導致惡果
文中T1教練組提拔二隊新秀Smash的計劃，被CEO以非實力理由駁回，這一決策瞬間點燃粉絲怒火，引發(fā)了一系列抵制行動，同時也對主教練作用的質疑，覺得多個俱樂部都將主教練視為‘團隊管理者’而非‘權威戰(zhàn)術家’。同時內容中也引用了傳統(tǒng)體育項目管理層干預主教練的球員調度和戰(zhàn)術構想的事例。
原文翻譯如下：
Smash選手陣容爭議、粉絲卡車示威、主教練無用論，其他體育項目嚴禁管理層干預的潛規(guī)則
在三月春天即將來臨之際，電競豪門T1陷入了龐大粉絲群體的憤怒漩渦。事件的導火索是教練組試圖提拔二隊新秀Smash的請求遭到CEO否決。當時T1主力AD選手Gumayusi因狀態(tài)下滑備受質疑，教練組本欲通過新鮮血液實現(xiàn)戰(zhàn)隊反彈。但CEO Joe Marsh以‘Gumayusi是流淌著T1紅色血液的選手’、‘要回報忠誠心’等言論，暴露出其并非基于選手實力因素而阻撓選手調動的跡象?，F(xiàn)場教練組的判斷被無視，最終引爆粉絲怒火。首爾乙支路SKT總部前出現(xiàn)了要求Joe Marsh下臺的卡車示威，‘若權力比實力更重要就不再是豪門戰(zhàn)隊’的標語席卷街頭。粉絲們質疑的已不僅是戰(zhàn)績低迷，更針對不公平的選手選拔機制和‘主教練有名無實’的現(xiàn)狀。
這引發(fā)了對‘連選手都無法自主任用的主教練職位是否形同虛設’的質疑。T1官方未給出明確解釋，粉絲們隨即發(fā)起周邊抵制、拒購門票、向贊助商抗議等實際行動。雖然后來T1重新討論了Smash的調動，但事件暴露的根本問題仍未解決。通常陣容安排應是主教練職權，大眾認知中的主教練形象從未如此無力，電競教練究竟是什么樣的存在？
徒有其名的指揮層，沒有權限，電子競技指揮層的畸形現(xiàn)狀
電子競技，尤其是英雄聯(lián)盟的主教練，表面上看似與傳統(tǒng)體育主教練處于相似地位，但實際職權卻受到顯著限制。這源于賽事規(guī)則帶來的結構性局限—比賽中主教練無法與選手實時溝通，既不能像足球或棒球主教練那樣在場邊指揮戰(zhàn)術，也無法調整陣容布局。其干預權限僅停留在BP（英雄選擇）階段，此后便完全交由選手自主掌控。
LoL游戲特性進一步放大了這種限制。由于比賽畫面實時公開雙方所有信息，選手必須佩戴隔音耳機并屏蔽外部屏幕，這種徹底的信息隔離與傳統(tǒng)體育形成本質差異。
而近年來戰(zhàn)隊構成模式的演變，更使主教練職權萎縮成為行業(yè)常態(tài)。早期LCK聯(lián)賽曾流行10人輪換制，主教練能靈活試驗不同陣容和戰(zhàn)術。如2018年AF通過10人陣容打進世界賽，T1也曾采用。但隨著過度競爭、團隊默契下降等問題凸顯，5-6人固定陣容逐漸成為大部分戰(zhàn)隊標配。尤其當5人主力體系被固定為‘成功隊伍的模板’后，主教練的選擇空間被極致壓縮，替補選手往往下放二隊，即便上調一隊也鮮少出戰(zhàn)。在這種體系下，主教練很難對陣容構成施加實質性影響。
從表面上看，電子競技的主教練似乎缺乏實權。他們的主要職責包括制定BP策略、設計訓練方案以及進行心理激勵，但這些工作往往難以向粉絲證明其存在價值。由于無法在比賽中實時指揮并直接影響戰(zhàn)局，粉絲群體中反復出現(xiàn)對主教練作用的質疑。許多俱樂部更傾向于將主教練視為‘團隊管理者’而非‘權威戰(zhàn)術家’。正如此次T1事件所暴露的，當主教練推薦的選手被CEO否決并強行替換時，這種權力結構的畸形便顯露無遺。
在足球和棒球的世界里，輕視主教練的代價從來都是慘痛的
在傳統(tǒng)體育中，管理層干預主教練的球員調度和戰(zhàn)術構想的事例屢見不鮮，而其結局往往以悲劇收場。典型案例就是2000年代中期切爾西發(fā)生的‘舍甫琴科事件’。2006年，俱樂部老板羅曼·阿布拉莫維奇以約3000萬英鎊引進了AC米蘭的招牌前鋒安德烈·舍甫琴科。但主教練何塞·穆里尼奧以不符合戰(zhàn)術為由拒絕重用他，阿布拉莫維奇則持續(xù)要求讓其首發(fā)，導致矛盾激化。
這一沖突動搖了全隊氛圍，最終穆里尼奧在2007年以成績不佳為由被解職。此后切爾西在主要賽事中表現(xiàn)低迷，2015年第二次被解雇時，球隊以16場比賽4勝3平9負的成績跌至第16位。據(jù)BBC報道，穆里尼奧的解約賠償金達830萬英鎊，因與耐克的贊助協(xié)議導致提前終止與阿迪達斯的合約，又產(chǎn)生了6700萬英鎊的違約金，賽季最終排名僅第10位。這起由一名球員使用問題引發(fā)的管理層干預事件，不僅摧毀了球隊競技狀態(tài)，更重創(chuàng)了俱樂部財政，成為典型的失敗案例。
韓國體壇亦有前車之鑒。樂天巨人隊自2019年起推行‘管理層主導’模式，弱化主教練權限強化行政干預。2021年解雇許文會主教練后，雖任命與管理層理念契合的拉里·薩頓執(zhí)教，但后續(xù)在球員調度、陣容組建等方面仍持續(xù)遭受行政干預。2023賽季該隊高開低走，從季初榜首最終滑落至第七名。據(jù)OSEN報道，該賽季雖豪擲170億韓元引進自由球員，卻因陣容混亂、教練組內訌、傷員過早復出等爭議導致戰(zhàn)績與球迷信任雙崩塌。輿論普遍認為薩頓教練的主動請辭實為管理層甩鍋之舉。
歐洲足壇的瓦倫西亞俱樂部更具警示意義。英國《獨立報》披露，2014年新加坡富商林榮福收購球隊后，通過親信經(jīng)紀人門德斯操縱選帥與引援，引發(fā)球迷強烈抗議。俱樂部成績跌至中游，新球場建設長期停滯。球迷持續(xù)以‘林榮福go home’標語示威，近期更升級至新加坡私宅前抗議導致逮捕事件。該案例同樣證明，漠視競技規(guī)律的管理層干預，終將導致球隊理念崩壞、球迷流失與財政惡化。
這些案例的共同點在于，它們絕非單純的理念沖突，而是管理層罔顧競技公平與教練的執(zhí)教理念，強行單方面干預的惡果。這些教訓無不警示，管理層的越權決策，帶來的絕非短期成績波動，而是難以挽回的長期創(chuàng)傷。
我們很特別？夙愿的奧運會正式項目采納，沒有普遍性和公正性就不可能實現(xiàn)
‘電子競技有所不同’，這樣的反駁不過是這場爭議中最常見的托詞。誠然電子競技確實存在區(qū)別于傳統(tǒng)體育的特殊性，但權力與責任對等的基本原則不應因此失效?，F(xiàn)實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場景，當戰(zhàn)隊成績下滑時，第一個被替換的永遠是主教練。沒有哪位主教練甘愿只做替罪羊，他們理應擁有選擇獲勝方式的權利。
另一種典型的辯解是‘選手只要證明實力就能獲得機會’。但Smash選手的遭遇徹底戳破了這個謊言。當主教練組基于競技水平選拔的選手，卻因管理層的‘情感標準’遭到棄用，粉絲們走上街頭抗議的絕不只是某個選手的上場問題，而是對職業(yè)體育公平競爭原則遭受踐踏的憤怒吶喊。公平性，是維系體育競技的最低底線。這條底線一旦崩塌，整個聯(lián)賽的公信力也將土崩瓦解。
我們更應將這個問題放在‘電子競技的體育正當性’框架下審視。電子競技多年來始終致力于證明自己的體育屬性，構建國際賽事體系，效仿傳統(tǒng)體育的戰(zhàn)隊運營模式，從躋身亞運會到展望奧運會，無不是這種努力的延續(xù)。但體育的地位從來不是靠形式上的模仿，而是取決于對‘公平競爭、體育精神、領導力與責任感’等核心價值的踐行。
體育發(fā)展史就是競技與運營逐漸分離的歷史。賽場上的目標唯有勝利，但管理層的考量卻往往摻雜著經(jīng)濟與政治因素。沒有任何主教練會主動選擇失敗，他們?yōu)閯倮麅A盡所有，公平選拔選手、制定戰(zhàn)術、組織訓練，并最終為結果負責。正因其艱難，所以值得尊敬。電子競技的主教練沒有理由成為例外，缺乏體育精神的‘體育項目’，終將被時代拋棄。